摘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致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目标，而且会极大地破坏效率。 ...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自己也不可能消费那么多。
由于丧失信托责任，而给整个金融体系加上了三聚氰氨，这就是金融海啸.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次级债，你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第四个宏观调控的误判，这个请大家注意，我这几年就我一个人到处呼吁宏观调控是错的，当然没人听，一直到08年8月份才整个转过来，对中央政府这种态度转变我也给予正面的评价，至少转过来了,政府最近也提出很多的检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为什么会误判？误判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认定中国所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他们发生的原因就是认为日本当时是一样的.从表现现象来看，日本当时和我们06年、07年是一样的，可那是日本，他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太过泛滥，但是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就是我讲的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
一个国家的富裕，我告诉各位，是靠利润，而不是高GDP的增长率。第一张骨牌是什么？那就是从05年到06年所开始的，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大量资金不做制造业，拿出来炒楼、炒股了，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也就是从银行开始所延伸出来的所有金融工具，我们就把它称为衍生性的金融工具。我们这些产业资本的水平走到今天，被金融资本市场给算了，你和美国资本市场相比，还缺了定价权，所以你是做什么败什么.在这种产业链的战争之下，再加上金融战，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企业遭受多大的压力。由于是回光返照，所以第四张骨牌一定倒下，那就是08年你们所见证的一切，就是制造业的倒闭。
同理可推，如果你要从银行拿出两万亿融资，或者是政府直接发债卖给银行，其必然结果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管道一样，从民营经济抽出两万亿资金打给地方政府从事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你的代价就很清楚了，你要维持保8，以及中西部就业量所付出的副作用，以及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倒闭更多，失业更严重。美国人如何从事泡沫消费？美国银行接给A去买汽车，所以这是泡沫消费，因为他借钱买汽车，然后美国银行把一期债券卖给投资人取出一千块，再借一千块给 B去投资买冰箱，再拿一千块债券借给债权人，然后又拿这个债券借给第三个人买电脑，所以他唯一的功用就是从投资里那里取回三千块钱，借给A和B、C进行泡沫消费。杨小凯的贡献主要是超边际经济学，用现代的数理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找回不应被主流遗忘的传统理论，杨小凯强调了其重要性并得出很多新的结论。
杨小凯一生坎坷，死之后才在国内得到很多认可，他的最后三年被查出肺癌晚期，其实非常痛苦。1986年入选 WhosWhoinEconomics:ABiographicalDictionaryofMajorEconomists1700年～1986年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2007年荣获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杰出学者奖。编者按：黄有光并不信神，对他来说，也许唯一的上帝是快乐。我非常欣赏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写的支持市场经济的评论性文章，对改革开放推动意义很大，单从散文的艺术看，文笔就非常好，比我写得好得多。
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中国经营报记者徐瑾在上海专访了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黄有光。
这三点中后发优势会逐渐减少，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人均来说还差很多，还有很大的制度转型空间。问：作为著名华裔经济学家，你怎么评价其他华裔经济学家，比如邹至庄、张五常？黄有光: 邹至庄的邹氏检测是在计量上有很重要的贡献，提出很早，用的很广。第一，市场经济的应用、优化生产积极性发挥到最大。但我认为危机不会演变成为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即使有大问题也是在美国，现在欧洲等经济体出现衰退，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
黄有光：这同人们的预期以及主观标准有关。我认为中国短期会受经济危机影响，中期还会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至少还会再持续二十年的时间。至于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都能一定程度地促进经济，后发优势就是学习已有的高技术，成本低，追赶速度快，我国经济几十年来的高增长也印证了这一点。为什么呢？首先，大家的收入普遍都提高了，而幸福感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比较的。
其次，在低收入时，收入每增长一些都会带来快乐，然而人们都有消费上的适应性，即适应了高消费，高消费就不会再带来更多快乐了。林毅夫看重比较优势，认为应利用劳工生产减轻大量失业，杨小凯则认为，不能只看现在的、非技术工人的生产，还要看将来的比较优势。
问：邹至庄教授曾表示杨小凯的个人经历使他对中国的经济过于悲观，也有人认为杨小凯晚期为了公共事务而牺牲很多。（原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要人们快乐） 进入 黄有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快乐经济学
改革开放后，人民收入提高了，达到了更高的快乐，就有了一个更高的参照系。但是，正如杨小凯的忧虑，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现在的增长模式也出现了问题，如过度依赖投资等，但这并非模式本身不好，只是里面有不合理的成分。所以，现在必须采用凯恩斯的方法，保证总需求不跌下来。从现实来考察，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快乐指数上升了，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却降低了。因此现在的民众增加储蓄，还是理性的。中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比如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
于1985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这个理论的分析基于厂商都是完全竞争的，面对的需求线是水平的，我要买多少都可以，我会生产到边际成本相交的点，事实上厂商不是完全竞争的，同样的价格能多卖就多卖，需求线是向下的，降价才卖的出。
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让非小康地区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这一质的进步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进一步增加收入、消费对快乐却没有显著效果。虽然高投资不能够无限持续，但将来消费很可能上升。
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但我认为危机不会演变成为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即使有大问题也是在美国，现在欧洲等经济体出现衰退，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
其次，在低收入时，收入每增长一些都会带来快乐，然而人们都有消费上的适应性，即适应了高消费，高消费就不会再带来更多快乐了。第三，中国人民的努力工作，高储蓄、高投资。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问：你强调快乐的意义，那么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如何实现快乐这个目标？黄有光: 任何公共政策都应该以快乐为终极目标，具体的原则可以是法制、自由、人权，这样范围就比较广，超越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消费不需要鼓励问：你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不快乐的东亚》，影响很大，里面引用一篇1998年的文献说中国人的快乐指数低，但近些年的一些指标显示，我国的快乐指数虽比国际平均低，但比东亚的国家要高。
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但同时还要考虑经济水平，很穷的时候不能拿一半的收入来进行环保，但不管多么低的经济水平，都应该讲环保，只是你具体做的程度不同，因为，污染者只有到了他所得的边际利益为零时才会停止。但是，我认为杨小凯一生用在学术的时间绝对超过公共事务，他大概90%的时间都是用在学术上。
首先来自人口结构和劳动比率，16岁～65岁的人在二十年间占很大部分，使得我国工作人口比率高，因此高储蓄率可以在将来人口迎来老龄化的时候，社会有足够的储蓄供老人、孩子消费。编者按：黄有光并不信神，对他来说，也许唯一的上帝是快乐。
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中文的经济学的教材，最近出版了，也就是与张定胜合著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大致概括了一般高级微观经济学应该包括的理论，此外加入了杨小凯的分工理论，还加了自己的综观经济学理论。很多人批评中国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但其实高投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高投资里的无效率或是没有照顾到环保等其他需求。
中国经营报记者徐瑾在上海专访了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黄有光。美国政府长期赤字，对于一个小的国家问题不大，但美国占整个世界经济的近三分之一，这么高的赤字对整个世界就是很大的不平衡，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是赤字，同时大部分消费者消费过多，这些情况和我国情况相反，加上多年来缺乏监管，金融机构的人为所欲为，利用职权占有利益，违背消费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小共产主义——就是小中央计划，一家公司里面是没有市场机制的，而由行政命令来做的。长期来说，中国增长的动力有几点。（原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要人们快乐） 进入 黄有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快乐经济学 。
问：你谈到后发优势，让我想到提出后发劣势的杨小凯。我向来支持安乐死，这是一个伦理问题，需要适当的防备，不能滥用，但怕死是人的本能，我有些自责当时没有向他提议安乐死。
杨小凯一生坎坷，死之后才在国内得到很多认可，他的最后三年被查出肺癌晚期，其实非常痛苦。这也是他一生主要研究的领域，然而被公众记住的却是后发劣势等观点，这主要是由于前者是纯理论不易被多数人理解。
因此，现阶段如果可以确保总需求不下降的话，就不需要鼓励消费。杨小凯的贡献主要是超边际经济学，用现代的数理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找回不应被主流遗忘的传统理论，杨小凯强调了其重要性并得出很多新的结论。
